在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，山林簇拥的洮河岸边有一座卓尼官寨，张献忠眼下就藏在这。
卓尼官寨的土司姓杨，这是大明武宗皇帝赐下的姓氏，原本只是洮州诸多番部中的首领之一，在神宗皇帝时得了统领林中生番的口谕，成为洮州两岸诸番的无冕之王。
这一代土司叫杨国龙，非常年轻，天启末年才承袭职位，在朝廷那边，杨国龙是个非常平凡，平凡到有些废物的土司；但是对其辖地三万番民而言，杨国龙是可以比肩其祖的伟大土司。
身处这个时代本身就一种巨大的不幸，杨国龙承袭父职继位土司至今不过九年，九年的时间里他遇到比许多祖先一辈子还多的问题。
继位之初，陕西的旱灾酿成声势浩大的起义，王大梁兵败之后，败兵和破产农民涌入土司领地；紧随其后刘承宗入主河湟，与朝廷连年交战。
汉人涌入洮河两岸，一方面给土司带来难以管理的难题，另一方面也给番民带来山外面的技术与思想，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能轻而易举给土司领地带来变革。
杨国龙的祖先在元朝拜见萨迦派格西时曾以‘遇见洪峰’比喻所处形势，此时此刻对杨国龙来说，也一样见到了自高山之上滚滚崩腾而来的洪峰。
没有人能知道在这个四方兵马如洪流激荡的混乱年代，天下大势的走向变化，杨国龙也不知道，但他知道以土司之力阻挡洪流只会粉身碎骨，唯有跻身其间顺应潮流的土司才能繁荣昌盛。
但大道理谁都明白，谁又能看出哪个是洪流，哪个是逆流？
因此他决心等待尘埃落定，趁大明内乱无暇顾及边务，对外守土自保阳奉阴违、对内征服异己兼并弱邻，在洮州这块地盘上演了一出好戏。
对于逃到洮州的破产农民和汉人叛军，杨国龙来者不拒，拨划荒地给他们开垦耕种，不用交税纳粮，但得给为土司衙门做买卖、当老师和提供兵役，使洮州汉人在短短数年之间占据了卓尼土司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。
河湟大战那年，朝廷的调令刚到洮州，杨国龙便大张旗鼓地动员兵马，但直到元帅府击退五镇联军，率军威胁兰州拆了西固城，他都没把兵带出洮州。
从那时起，借着山高皇帝远、洮州基础设施差、道路难行的地利，杨国龙从来不在元帅府与大明朝廷之间选边站，每一次陕西征召他动员军队，他就借着朝廷征兵为借口，向周围的部落、土长官大肆购买兵马田地，动员兵马。
但动员之后军队永远都走不出洮河。
在那时候，卓尼土司领的土地政策还是三种，分别为兵马田、衙门田、香火田。
其中耕种兵马田的属民粮税并不高，以户为单位，每年每户交粮一斗、草一车，每个村庄上交生猪一头，但每户都要承担兵役。
衙门田分为两种，一种分给属民，纳粮也是一样比例，要承担土司衙门的劳役和杂役，但不承担兵役。另一种赐给土司宗亲或头人，属于小封建主，各自收各自的税。
香火田则是寺院的私产
凭借购买兵马田、联姻、出兵、战争等手段，卓尼土司的地盘越来越大、土司兵越来越多，可他们不是在修路、就是在架桥，后来又修了水洞、城垣、隘口、堤岸，翻新杨国龙爷爷杨臻修的卓尼围城。
直到今年战乱再起，着泥寨的土兵实在是修无可修，又修了一座格萨尔王殿，里边供奉的塑像是关老爷，属于是卓尼土司领汉藏结合的新建筑流派。
他的领地向西，与元帅府在八角城的陈土司隔山相望；向东一直顶到岷州卫；北方跟元帅府的临洮旅驻军隔山相持；东南则直接与松潘的土长官领地接壤。
但地盘扩大又不可避免地让杨土司领地遭受更大的冲击。
首先是宗教上，他们信奉了几百年萨迦派，但康宁府的动乱让断断续续的僧人翻过雪山草地避至洮州。
这本身对杨土司来说应该是件好事，尽管各个派别的传播给土司统治带来巨大隐患，各路头人也因皈依不同派别而明争暗斗，大量土地与财富要与寺院分享……但僧人，意味着知识。
僧人不仅仅意味着经学，还意味着文字、雕版印刷、医学、制药、天文、律法。
对整个土司领地来说，数百年来，知识是最为宝贵的东西，为此整个土司领地付出着难以想象的代价。
从纸张开始，要让人识字就要有纸张，卓尼领地纸张紧缺，长期以来都是从临洮、陇西、秦安等地购买，印刷一本书就需要付出大量代价。
而维持寺庙更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成本，别看寺庙占据财富，单就寺庙修建所需的金顶与佛像，都需要大量的铜，卓尼领地既不产铜、也不掌握冶炼技术，领地的西部、南部、东部又是群山没有道路。
每一座寺庙的铜顶、佛像，都要从张家口外的和尚庙购买，再一路运回来。
为了知识，承受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，数百年来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可是到杨国龙这代，卓尼领地出现了个小问题，他的领地里有几千个汉人，都是陕西造反的或兰州避难的出身，在洮河两岸有了田地，形成四个集镇、建立十四个村庄。
过去也时常有躲避官府赋税徭役的汉人跑进山里当土人，但那都是形单影只，进了山里入乡随俗也就成了土人，充其量是个掌握技能多一点的匠人，不能造成多大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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